戊戌变法运动中，参与变法的官员，特别是朝廷命官，比例是很小的。像被康有为免费奉赠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变法帷幕仅拉开几天，就被罢官回籍，壮志未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实心任事”， 多有建树，只是一个改革实干家；陈宝箴、张之洞等虽有维新思想和举措，但身为地方大员，尚不足以在全国发挥领军人物的作用……如此看来，只有光绪皇帝才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且是唯一的领袖。理由如下：

⑴、光绪帝具有变法的思想基础，不愿做亡国之君。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4岁的载湉从睡梦中被慈禧太后叫醒，抱进太和殿，入承大统，在位34年。“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43）遗憾的是，34年里，风刀霜剑严相逼，他一直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和**威下，郁郁不得志，活像个木偶，即便如此，慈禧太后还不放过他，在死亡的前一天，据启功回忆，他太爷爷溥良（时任礼部尚书）亲眼所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译成满语意是酸奶）。”竟丧心病狂地毒害光绪，使光绪先她而死，以绝后患。历史留给光绪皇帝的时间、空间实在是太狭小。如果他能有康熙、乾隆那样的舞台，以他的才干，相信他会干出无愧于先人的伟业。

从光绪二年四月（1877年5月）开始，光绪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长期任教的老师有翁同龢、孙家鼐等人，都是状元出生，具有真才实学和爱国情怀，在他们的悉心教育下，光绪皇帝不仅用功读书，而且培养了勤政爱民意识。15岁那年，他在《乙酉年御制文》中写道：“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诚尽敬以致之。”

晚清时期，满清统治者颟颟顸顸，不思进取，鱼肉人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已陷入穷途末路，有识之士救亡图存，开始寻求变法途径。1860年代，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字林一，号景亭。道光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詹事府中允等职) 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现实，写作、出版了富有变法思想的《校邠庐抗议》，提出：要维护中国的主权，不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重要的办法，就是虚心地向西方学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抗议”之名，意味深长，典出《后汉书》。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时，甘肃天水出了一位耿直不羁、愤世嫉俗的辞赋家赵壹，此人“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美。而恃才倨傲”，屡屡“抗论当世”。“抗议”即是“抗论”。《校邠庐抗议》后来成为“晚清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

光绪很早就研读了《校邠庐抗议》。1898年7月17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在《请饬刷印颁行疏》中回忆说：

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44）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得更为具体。1889年2月5日，他记道：“得伯述函；……寄冯林一《抗议》十本来。”次日又记：“以《抗议》新本进（呈光绪）。”2月21日，再次记曰：“（皇上）次及洋务。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同年12月26日，他在《日记》中留下感言：“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45）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孙家鼐在变法关键时刻提出《请饬刷印颁行疏》，“拟请邠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46）光绪阅后，当天拍板：“著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47）。8月1日，又发布上谕：“《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48）

1894年，甲午战败，对光绪帝的打击很大。1897年11月14日，“胶州湾事件”爆发，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14日，俄国舰队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光绪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据史料记载：“廿三年（即1897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即光绪皇帝）益忧惧，至今（1898年）春，乃谓庆王（即奕劻）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49）国难当头，光绪皇帝拍案而起，宁愿退位也不愿当亡国之君，此举大义凛然，千古罕有！

1898年1月23日，光绪帝被杨深秀的《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所激励，经过深思熟虑，开始付诸行动。他在召见王公大臣时，极言时局艰难，并提出自己的变法设想，在场者竟无一人表态。翁同龢看到这群麻木不仁的达官显要，非常气愤，禁不住大声疾呼：我国正遭蚕食，昨日德国占胶澳，今日俄国索旅大；明日英，法、日本接踵而来，如此下去，国将不国。皇上为挽救危局，力主变法，“吾侪身为朝廷重臣，稍有心性，岂能对此无动于衷？”可是，这番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恭亲王奕訢，他当天就密报慈禧太后，攻击翁同龢“**皇上，别有用心”。虽然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光绪的变法计划未能施行，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⑵、光绪帝亲自颁布变法纲领，一再亮明变法决心。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维新变法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为基本国策，创建京师大学堂为“天字第一号”工程。

9月4日，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頲、曾广汉之职，任命仓场侍郎李端棻署理礼部尚书、翰林院侍学士徐致靖为礼部侍郎，赏上书主事王照四品京堂；5日，光绪下诏，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使“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怒，继而切齿”；7日，罢免了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职务……戊戌变法进入到“新旧力量”短兵相接、刺刀见红之际，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12日，光绪帝却顶住各方压力，再下国是诏，表明了自己变法到底的坚定决心：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辄谓彼中全无条教。不知西政万端，大率主于为民开智慧，裕身家。其精者乃能淑性延寿。生人利益，推扩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所畀，祖宗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相陵逼，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乃至胥动浮言，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

据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戊戌变法研究家房德邻解读，《明定国是诏》确定的变法原则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而“再颁国是诏”只讲西学，不讲中学；《明定国是诏》通篇只用了一个“朕”字，而“再颁国是诏”却用六个“朕”字，强调“朕”的作用，“使百姓咸知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

经过变法维新的实践，使光绪帝由一个封建帝王“变成维新元首”（50）。

⑶、光绪皇帝具有变法魄力，大刀阔斧地推行变法。为什么说戊戌变法比洋务运动更为进步，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做了深入解答：

一是文教改革。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知识分子从“代圣人立言”的老教条中解放出来。除“京师大学堂”外，又下诏将各地书院改建新式学堂。

二是经济改革。发展商业，在各省成立商务局，促进商品流通，发展科技，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允许民间办工厂等。

三是军事改革。训练新军，以热兵器（步枪、火炮等）代替落后的冷兵器(刀、枪、矛、箭等)，造兵轮、建海军。

四是社会风气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五是政治改革。这方面因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阻力最大。光绪帝提出的改革集中在以下几项：(1)开放言路。光绪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以上五个方面，涉及文教、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等领域，因此可以说戊戌变法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51）

回顾戊戌变法的历史，不难看出，当年的改革之路荆棘遍地，阻力重重。前有顽固派的阻挠，后有慈禧太后的挟制，加上康党激进宣传造成的负面干扰，让光绪皇帝进退两难，举步维坚。但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103天内，光绪帝不畏艰险，不怕辛苦，一往无前，先后颁布了一百多道上谕：振兴农工商业，设立工商局、路矿总局，办邮政，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训练陆海军；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这些举措雷霆万钧，勇敢中也透露出不少卤莽，执着里也折射出更多无奈……以废除八股为例，可以窥见当年变法的艰苦卓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陈陈相因，最终演变成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经历元、明、清几百年的“酱化”，毒素越来越重，既是封建统治者熟练玩弄的一项愚民措施，也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其危害，早就受到志士仁人的痛斥。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1613— 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世人尊称为亭林先生）在《日知录?拟题》中尖锐地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之四百六十余人也。”清代医学家徐大椿（1693—1771。江苏吴江人。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甚至专门创作了一首《道情》，对八股弊端加以辛辣讽刺：“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可以说，自从八股诞生之日起，废除八股之声从没有停息过，乾隆时就有人明确提出应该改变八股取士的体制，曾国藩也曾对八股取士体制表示不满，到了晚清，朝野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的声势愈加浩大。

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利用召见之机，直接向光绪皇帝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

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次日，御史宋伯鲁上了一道奏折，要求清政府将八股考试改为策论，强调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是大清王朝不断衰败的根本原因，现在采取的八股取士方式，一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曰清高雅正，实以文其空疏谫陋，其弊端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同一天，康有为再次上奏，以自己追求科举功名的痛苦经历，痛斥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谬，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其后之所以被割去大片土地，之所以承担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不是朝廷无能，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性灵。请求光绪皇帝快下明诏，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

6月19日，康有为又上书建议政府商定教案法律，厘定科举文体。他指出，弱国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52）。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游说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停止八股取士，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攻击沿袭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非徒无用而已，又更愚之”；“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请求政府特下明诏，宣布天下，停废八股取士，改用经制六科，培养新式人才，以举子身份加以呼应。

对于废除八股的建言，光绪帝深为赞同，早朝时，准备“降旨”推行。但刚毅公然跳出来反对：“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光绪帝很生气，厉声反问道：“汝欲阻挠我耶？”刚毅毕竟不敢抗上，就请求“部议”。面对此情，光绪帝又坚定地反驳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早朝将散，刚毅又建议：“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皇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6月20日，他就废除八股、变革科举一事专程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听后，并没有马上表态。

6月22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强调指出：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是正在开展的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的一件大事。

6月23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之下，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既宣布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要求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又宣布这一改革并不从今年开始，而是三年之后正式施行，至于如何分场、命题、考试等一切详细章程，仍将由相关部门研究制订后予以公布。这一上谕，有些“和稀泥”的味道，充分顾及到了存废双方的面子，八股存废之争暂时平息。事后，康有为大发感慨：“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但康有为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废八股改策论的决策应该说有利于时务人才的培养，是戊戌年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大事，不过八股制艺毕竟流行了效百年，毕竟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饭碗，骤然将这一维系着无数人生计时制度一旦废除，自然激起一部分人的反对。……事实上，当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传开之后，社会的动**已经有发生的征兆，因废八股而突然失业的大批士人对倡议废八股的康有为等人恨之入骨，直隶的一些士人甚至考虑采用极端的手段对康有为行刺。康身边的一些人也劝康请几个保镖，注意保重，深居简出，以免意外（53）。

由此可见，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康有为功不可没，但绝非他（康党）一人之功，更不存在“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言听计从”的事实。

康有为的奏折，多数是朝中重臣代为上奏的，也有一部分是在1898年8月2日，皇上发布司员士民上书言政谕令之后，康有为所上奏章。当然，还有一部分，如《杰士上书汇录》中所收的18份奏折，康有为是采用什么方式递交的？是否都送达到光绪面前？皇上采纳多少？这些疑问，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深入分析。

梁鼎芬（1859—1920），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次年，辞官归乡。中法战争前后，加入张之洞幕府。梁鼎芬与康有为有同乡之谊，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系忘年之交，所以，梁鼎芬曾是康有为的好友。1895年，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商议组织上海强学会，就是经梁鼎芬居间斡旋，最终促成的。戊戌年十月，针对社会上盛行的“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言听计从”的传闻，梁鼎芬专门写了一篇《康有为事实》，讲事实，摆道理，通过分析康有为与新政上谕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变法是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主持，由中外公忠王大臣奏请举办，而与康有为无大关系，实际上来看，康有为不过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该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列了康有为罪状竟达32条之多，第30条这样写道：

康有为自称此次变法者为维新党，且自名曰党魁，中外报馆不察，群以变法推之，可谓侥幸得名。各省士民不服此议论，诚以中国采用西法，不自今日始，更不自康有为始。我皇太后垂帘听政，先后二十余年，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福建设船政局，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皆内外公忠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太后俞允。中国变法之勇之善，无逾我皇太后者。我皇上禀训承志，亲政以来，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上俞允。凡此在康有为未言变法以前之事。即谕令新政，京师大学堂，御史王鹏运奏请特旨派孙燮臣协揆家鼐办理；经济特科，翰林编修严修奏请；变科举奏，张孝达制府之洞、陈右铭中丞宝箴合同奏请。孙、张、陈三公皆恶康有为之为人。孙公则见于请劾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书板之疏。由此言之，岂得云变法维新出自康有为一人之言哉！又岂得以变法维新归之于康有为一家之学哉！（54）

⑷、变法夭折后，光绪皇帝为“百日维新”付出终生代价。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之初，大开杀戒，不仅公开屠杀“六君子”；对逃亡在外的康梁、王照等人悬重赏进行缉拿；对同情、支持、参与变法活动的李端棻、徐致靖、张荫桓、宋伯鲁、陈宝箴乃至张元济、黄遵宪等，分别处以流放、革职、监禁或罢官回籍等处罚。而且，对光绪皇帝进行了变本加厉地迫害。首先，将其软禁在瀛台中，杖毙他亲信的太监；其次，到处散布皇上病危的消息，为谋害光绪制造舆论。只是由于英国、法国等出面干预，并派遣法国医生为光绪体检，才挫败了慈禧太后的阴谋，保卫了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第三，慈禧太后并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施行“废立阴谋”，她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密电南方各督抚，争取同意，没想到，却遭到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表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京中大员“嘿无一言”，唯有孙家鼐冒着生命危险坚决说不，并辞职抗争。慈禧太后的“废立阴谋”再度受挫。

1899年，荣禄向慈禧太后献上妙计：“请立大阿哥为同治帝载淳子嗣，徐篡大统。”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满汉尚书集议，宣布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清朝皇帝之子都称阿哥，按长幼顺序，皇长子称大阿哥，有皇位继承人之意），预定当月31日（庚子年元旦）光绪帝行让位礼，改元保庆，不料各国公使拒绝人贺。消息披露后，各地反应强烈，上海商人经完善与蔡元培、黄炎培等等1231人联名上书总署，表示反对，民意汹汹，迫使“己亥建储”半途而废。不久，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同光绪等一行西逃，载漪、溥儁父子随驾从行。十二月，载漪成为替罪羊，被慈禧太后剥夺爵位，发配新疆。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等回銮，并于途中宣布废除“大阿哥”名号。历经坎坷，虽然光绪的皇位保住了，但他的处境并未得以改观。生前，他曾对即将离任的女侍卫官德龄谈了自己内心的苦衷：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做样子的。以后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做主，不能如我的志。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带着满身的病痛和无限的遗憾，年仅38岁的光绪帝驾崩；22小时后，73岁的慈禧也一命呜呼！光绪帝、慈禧太后脚前脚后，在一天之内相继死去，如此蹊跷，不能不令人发出疑问：世上哪有这样的巧合？光绪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害？如果是被人谋害身亡，谁是幕后指使？

2008年11月2日，光绪皇帝之死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当天，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对世人公布了其历时5年，采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等一系列现代高科技手段，最终得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死的结论。研究人员测算发现，光绪入殓时所穿衣物残渣中的砒霜含量高达约201.5毫克，而正常人口服60毫克以上的砒霜就会中毒身亡；光绪的头发和骨殖的砷（砒霜）含量要比常人高2000多倍；光绪的头发与当代慢性砷中毒患者的发砷进行了对比，是后者的66倍。

著名清史家戴逸教授在《光绪之死》一文中分析道：“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也不能下手杀害光绪。”他推测认为，“慈禧唯恐自己先死，光绪复出掌权，……故临终前令亲信下手毒死了光绪。”（55）

注释：

⑴孔祥吉：《的改纂及其原因》，《人民日报》，1982年6月15日

⑵马宏林：《再论康有为的历史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一期，第2页

⑶何金彝、马洪林著《大儒列传：康有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⑷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

⑸《学界座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

⑹杨天石：《戊戌变法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北京日报》，2009年1月12日

⑺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⑻傅国涌：《回望戊戌变法110年：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人物》杂志，2008年，第六期

⑼唐垣：《留庵日钞》稿本，第一册，第85—86页

⑽孔祥吉：《清人日记琐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⑾孔祥吉：《清人日记琐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⑿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7页

⒀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⒂《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转引自戚学民：《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六期

⒃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四期

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⒅李云光：《康有为家书考释》，香港汇文阁，1979年版，13页

⒆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五期

⒇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21）戴逸：《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2）孔祥吉：《的改纂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二期

（23）戴逸：《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4）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五期

（25）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3—154页

（26）刘大年：《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

（27）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化》，1998年，第一期

（28）艾永明、李晟：《臣纲——清代文官的游戏规则》，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9）《与穗卿仁者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3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31）《张元济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8页

（3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3）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影印半）第33本，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3页

（34）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名人传记丛书）梁启超：《康有为传》，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35）汪祖荣：《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三期

（36）《缪荃孙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63页

（3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7页

（3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38页

（39）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1页

（40）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41）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0页

（42）张元济：《戊戌奏稿·跋》，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页

（4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4页

（44）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0页

（45）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9页

（4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0页

（47）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

（48）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页

（49）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5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5页

（51）杨天石：《戊戌变法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北京日报》，2009年1月12日

（52）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718页

（53）马勇：《从废八股到改科举：以1898年的争论为中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

（54）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转引自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55）杨丽琼：《光绪死于砒霜中毒 凶手是慈禧太后》，《新民晚报》，2008年11月3日